品读《墨子》的用人之道

创建时间:2018-12-18 作者:甘守义 浏览量:144

 

       墨学在儒墨争鸣中盛行于战国之世,与儒学并称“显学”,墨子亦与孔子同称“孔墨”,成为继孔子之后第一个堪称“圣人”之人。《墨子》作为先秦墨家著作总集,较为真实地记述了休战、安国、利民的政治主张与思想行动,可谓内容全面、博大详观。今日检视,其间尚有许多闪光亮点特别是“尚贤”思想,值得组工干部学而鉴之。

       坚持尚贤事能。墨子以“尚贤为贤政之本”“归(馈)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”之远见,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响亮提出“唯才是举”的口号。《墨子》全书第一篇《亲士》开篇即振聋发聩地提出:“入国而不存其士,则亡国矣。见贤而不急,则缓其君矣。非贤无急,非士无以与虑国。缓贤忘士,而能以其国存者,未曾有也!”正面警醒统治者,居于“士农工商”“四民”之首的士人阶层系贤才群聚之处,国君必须存恤士人、尊重知识、爱惜人才,如若见贤不爱,才士也不会共计国事、共赴国难。继而在《尚贤》之开篇,再次自反面重申:“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,皆欲国家之富,人民之众,刑政之治,然而不得富而得贫,不得众而得寡,不得治而得乱,则是本失其所欲,得其所恶,是其故何也?”并给出答案:作为统治者治理不好国家,甚至适得其反、事与愿违,根本原因在于自己平庸且“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”。通过上述反复论证,墨子旨在表达:人才乃政权之基础、实现天下大治之保证,更是有效激励风俗的必要手段,具有“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,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”的巨大效应。

       正确识贤标准。作为统治者,即便是暴如桀纣、贪如幽厉,主观上也并非完全不知不想尚贤使能,但最终因为所尚非贤、所使非能,导致国破家亡、身死国灭的王朝也不在少数。墨子认为,其根源就在于其“识小而不识大”,未能正确判断识贤之标准。有别于主张“亲亲尊尊”而用人上讲究亲疏远近的儒家、信守放任无为而易致任人唯亲的道家,墨子在尖锐批判当时专用骨肉至亲的任人唯亲现象流弊之后,提出了著名的“官无常贵,而民无终贱,有能则举之,无能则下之,举公义,辟私怨”的全社会范围内选贤思想。“故古者圣王之为政,列德而尚贤。虽在农与工肆之人,有能则举之。”墨子主张直接从农夫与工商小民中选贤任职,举贤不分门第、不分亲疏贵贱,以贤能为用人标准。即使是王公大人的“骨肉之亲”,只要无才无德,就要断然予以撤免;反之,只要有才能,即使是农民工肆之人,亦应举荐任用。不论亲疏远近,一律以德才为准,从而形成有德有能者上、无德无才者下的良性循环。为了便于识贤,墨子进而总结提炼出在当时很有进步意义的“贤者三端”,即以德行、言谈、道术(治国才干)为标准。为奖励达至上述标准之贤才,提出要做到“三本”:“高予之爵,重予之禄,任之以事,断予之令”。此外,墨子认识到爱才尚贤还需知人善任,强调因能授官、论功行赏,实现人尽其才、才尽其用。

       善于惜才护才。盛才易毁,贤士易伤。对此,墨子首先举例:“甘井先竭,招木先伐,灵龟先灼,神蛇先暴。”(《亲士》)生动表明美好的事物,固然有幸受到人们青睐,但对于其生理而言,却会首先遭到毁伤。然而,“良弓难张,然可以入深;良马难乘,然可以任重致远;良才难令,然可以致(使)君见尊。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已也,故能大;圣人者事无辞(推谢)也,物无违(回避)也,故能为天下器。”(《亲士》)从而论证说明大才良才具有不同于凡品劣才的特殊个性,贤能之士虽然往往恃才傲物、清高难屈,但是有特长、堪大用、能大任,能够任重致远、致君见尊、成就伟业。由此告诫王公大人们,对待人才不应责其小节、计其小嫌,而应胸怀大度、虚心纳贤,不仅要尚贤爱才,更要善于惜才护才。惟有广纳天下才智之士,方能成就圣人大业。

       提倡唯才是举。为政之道,在于用人。选何种人治理社会,乃是自古至今一切统治者概莫能外必须回答的问题。对此,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实行的“世卿世录”“察举征辟”“九品中正”乃至“科举考试”等一系列用人制度中,墨家首次高举起“选贤任能”“唯才是举”的大旗,并由此形成了全面系统的尚贤思想,特别是提出“官无常贵,民无终贱,有能则举之”的尚贤原则,不仅对当时各国广延人才的政策形成具有启迪之功,对于我们今天的干部工作、人才工作,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(甘守义)

来源:《中国组织人事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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