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“氢弹之父”

创建时间:2018-11-07 作者:邵峰 浏览量:52

       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历程中,“氢弹之父”于敏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。因为他,如今的中国才能和美、俄、英、法比肩,成为全球拥有氢弹的五个国家之一。因为他,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氢弹技术,并且是在全球唯一能保持氢弹战备状态的国家!

      

       少年励志

       1926年8月16日,于敏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。于敏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小职员。和其他普通家庭一样,夫妻俩起早贪黑地工作,只为赚取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。对于这个聪明的儿子,他们并没有过多的时间去教导。

       于敏自幼喜欢读书,有过目不忘之能,书中的那些人物,如诸葛亮、岳飞等都是他崇敬的对象。和许多热血少年一样,当看到岳飞荡寇平虏、诸葛亮兴复汉室的壮志时,于敏总是想象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够为国家崛起效力,建功立业。

       虽然家境贫寒,但是于敏自小聪明好学、机智过人。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,就以各科第一闻名全校。1944年,他顺利考入北京大学。但恰逢此时,父亲突然失业,在同窗好友的资助下,于敏才得以进入北大求学。

       于敏刚刚进入北大时读的是工学院机电系,后来他发现,工学院教的都是别人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,强调的是知识的运用,太过简单没有意思。而他更喜欢探索未知的领域,喜欢寻根探源,沉浸在“纯粹”的理论之中。大二时,于敏发现物理学中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需要探索,于是他转入理学院,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,从此便沉浸在物理学领域一发而不可收。

       1949年大学毕业时,于敏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大理学院的研究生。读研究生的于敏更是以聪慧闻名北大,让导师张宗燧大为赞赏。

       国产专家

       1951年,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。很快,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、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,专心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。这个研究所集中了当时中国核领域的顶尖人才,其中就有于敏日后的挚友、两弹元勋邓稼先。

       在进入研究所之前,于敏研究的是量子场论。于敏进入研究所时,我国已经开始了原子弹的理论研究。

       量子物理和原子核物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理学分支,于敏必须从头学起。学习对于敏来说,从来就不是一件难事。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,于敏不仅掌握了国际核物理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焦点,还在关于核物理研究的关键领域,写出许多有重大影响力的论文和专著,其中包括于敏与杨立铭教授合著的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《原子核理论讲义》。

      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、日本专家朝永振一郎曾亲自跑到中国,点名要见于敏这位奇才。一番学术交流后,朝永振一郎问道:“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?”于敏风趣地说:“在我这里,除ABC外,基本都是国产的!”在得知于敏是一个从来没有出过国,也没有受过外国名师指导,靠独自钻研获得如此巨大研究成果的本土学者后,朝永振一郎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

       隐姓埋名

       1961年,于敏已经是国内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,为我国原子弹工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但是这一年,他接到了新的任务。

       1月的一天,于敏奉命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。一见到于敏,钱三强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:“经所里研究,并报上级批准,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,你看怎么样?”

      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和语气里,于敏明白了,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,氢弹的理论论证也要尽快进行。

       接着,钱三强拍拍于敏的肩膀,郑重地对他说:“咱们一定要把氢弹研制出来。我这样调兵遣将,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,相信你一定能干好!”

       钱三强之所以这样说,是因为他知道,原子弹和氢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,一个是重核裂变,一个是轻核聚变,在理论研究上基本没有联系。让一个原子核物理专家去研究氢弹理论,不亚于强迫一只飞鸟去大海学游泳。

       于敏若接受氢弹研究的任务,就意味着他得放弃持续了10年,已取得很大成绩的原子核研究,在一个基本不了解的领域从头开始。而且那个时候,氢弹理论在国内基本处于真空状态,找不到任何可供参考和学习的东西。虽然此时美、英、苏三国已经成功研制出氢弹,但是关于氢弹的资料都是绝密的,于敏研究氢弹,只能靠自己。

       思考片刻后,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,点点头,毅然接受了这一重要任务。

       这个决定改变了于敏的一生。从此,从事氢弹研究的于敏便隐姓埋名,全身心投入深奥的氢弹理论研究工作。

       研究工作初期,于敏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。他拼命学习,在当时中国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,尽可能多地搜集国外相关信息,并依靠自己的勤奋进行艰难的理论探索。

       与此同时,法国人也在研制氢弹,而且已经研究了好几年,科研条件也更好。那个时候,很多人都认为,以法国人的优越条件,一定会在中国之前研制出氢弹。

       那个时候,可以说,除了知道氢弹是聚变反应,我国对氢弹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。于敏想去图书馆的书库中找与氢弹相关的点滴资料,比登天还难。于敏的研究方法也完全不同,既然找不到资料,那就自己去研究!

       于敏研究氢弹理论的过程,完全可以媲美爱因斯坦思考出相对论的过程。二者都是不靠资料支持,完全凭无与伦比的智慧思考出来的。仅仅3年时间,于敏就解决了氢弹制造的理论问题,“突破了氢弹技术途径”。

       从原子弹到氢弹,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,美国人用了7年3个月,英国用了4年7个月,苏联用了4年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,就在于计算的繁复,而中国当时的设备更无法与他们的比。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,并且95%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,只剩下5%的时间留给于敏用于氢弹研究。

       不过于敏记忆力惊人,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员,人手一把计算尺,废寝忘食地计算。一篇又一篇论文交到钱三强手里,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。

       中国“氢弹之父”

       在解决完理论问题后,接下来就是氢弹的制造问题了。但氢弹的制造难度比原子弹的要高千百倍。

       1964年,邓稼先和于敏见面,进行了一次长谈,这两位顶级物理天才在一起,梳理了我国这些年氢弹研究的历程,很快制订了一份全新的氢弹研制计划。此后,二人分工合作,共同开始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工作。

       1964年10月16日,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,在世界上引起轰动。

       同年,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。9月,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,抓紧设计了一批模型。但这种模型重量大、威力比低、聚变比低,不符合要求。于敏带领科技人员总结经验,随即又设计出一批模型,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,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。

       于敏高兴地说:“我们到底牵住了‘牛鼻子!”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电话。

       为了保密,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暗语,暗指氢弹研制工作有了突破。于敏说:“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……打中了一只松鼠。”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,问道:“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?”“不,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……要留做标本……我们有新奇的发现,它身体结构特别,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,可是……我们人手不够。”“好,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。”

       这一年,于敏提出了氢弹从原理到构形的完整设想,解决了制造热核武器的关键性问题。由于于敏和邓稼先等人的努力,自此,我国氢弹研究开始从理论转入实际制造,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只是时间问题。

       而此时,法国人的研究依然停留在氢弹构形问题上。

       1967年6月17日早晨,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上空。8时整,随着指挥员“起爆”的指令,机舱随即打开,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。十几秒钟后,一声巨响,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,传来滚滚的雷鸣声……当日,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:中国第一颗氢弹在中国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!中国自此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!此时,法国人依然在黑暗中摸索。

       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

      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,于敏曾3次与死神擦肩而过。

       1969年年初,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,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,于敏的胃病日益加重。当时,我国正在准备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。那时他身体虚弱,走路都很困难,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。

       热试验前,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,他头冒冷汗、脸色苍白。大家见他这样,赶紧让他就地躺下,给他喂了些水。过了很长时间,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。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,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。直到1971年10月,上级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,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于敏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。

       一天深夜,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,就喊醒了妻子。妻子见他气喘,赶紧扶他起来。不料于敏突然休克,经抢救方转危为安。后来许多人想起那一幕都感到后怕。

       出院后,于敏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,他又奔赴祖国西北地区。由于常年得不到休息,1973年,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,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。在急诊室输液时,他又一次休克。

       在中国核武器研发历程中,于敏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。于敏说,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。正是因为怀抱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,才让本有可能走上科学巅峰的自己,将一生奉献给了默默无闻的核武器研发事业。

       于敏认为自己这一生有两个遗憾:一是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、深造、交流;二是对孩子们不够关心。

       其实,于敏有很多次出国的机会,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,他都放弃了。

       从1961年到1988年,于敏的名字一直是保密的。1988年,名字解禁后,他第一次走出国门。

       于敏婉拒了“氢弹之父”的称谓。他说,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,就不能算真正的独立。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让人遗忘的,能把微薄的力量融入祖国的强盛中,他便聊以自慰了。

      来源:《读者》2018年22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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